上午9:23，国家博物馆，纸质文献特藏部。

特藏部的空气是另一种味道。不是化学试剂，而是老化纸张、糨糊、油墨、以及樟木混合的气味。这种气味有层次感：最表层是新近打印资料的静电臭氧味，往下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劣质纸张的酸腐气，最底层是清代、民国线装书特有的、混合了糯米浆和烟熏味的复杂气息。

林宴坐在特藏部阅览室靠窗的位置。窗外是故宫东北角楼，灰色的城墙在秋日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。他面前摊开着三本厚重的册子：

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调查图录（1937-1945）》，影印本，十六开，铜版纸印刷，重西公斤。

《李济、夏鼐西北、东北考古调查笔记（选编）》，内部资料，油印，纸张己经发黄脆化。

《民国时期热河省（今河北、内蒙古、辽宁部分地区）文物调查档案汇编》，微缩胶片打印件，字迹模糊。

他己经在这里坐了三个小时。

从早上六点半离开公寓，七点到达博物馆，在实验室整理了昨晚的记录和样品，八点准时向修复中心主任苏文山做了口头简报（隐去了幻觉和系统部分），八点半来到特藏部——他需要查清那张老照片背后的故事。

照片编号CF-1943-08，拍摄者“李”。在史语所当年的编制里，姓李的研究员有七位，其中三位在1943年前后参与过北方考古调查：李霖灿（艺术史）、李孝定（古文字）、李光涛（明清史）。

但林宴有一种首觉，拍摄者不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。照片背面的笔迹，他似乎在别处见过。

他打开《李济、夏鼐西北、东北考古调查笔记》，一页页翻阅。这是影印件，原稿收藏在台北“中研院”史语所。纸张上的钢笔字迹有些己经洇开，但整体还算清晰。

翻到第127页，他的手指停住了。

这一页是李济1942年10月在敦煌考察时写的日记片段，记录了一次对莫高窟北区洞窟的调查。在页边空白处，有一行用铅笔写的批注：

北区263窟，壁画下层有北魏重层，与云冈早期风格近似。然供养人题记模糊，待红外摄影验证。李。

这个“李”字的笔迹——起笔的顿挫，横画的弧度，捺脚的上挑角度——

与照片背面摄于赤峰西孤山子那行字的“李”字，有90%以上的相似度。

不是李霖灿飘逸的书法体，不是李孝定工整的馆阁体，也不是李光涛略带潦草的行书。这是一种严谨、克制、但暗藏力道的楷书，每个笔画都恰到好处，像用尺子量过。

林宴迅速翻到笔记的封面页，查看编者说明。这批笔记是李济、夏鼐等人在1940-1945年间的田野调查原始记录，由他们的助手和学生们整理。批注者可能是整理者，也可能是后来研究者的备注。

没有署名。

线索断了。

林宴靠向椅背，揉了揉发酸的眼睛。阅览室里很安静，只有翻动纸张的沙沙声，和远处管理员整理书籍的轻微响动。阳光从高窗斜射进来，在长条木桌上投下明亮的光斑，灰尘在光柱中缓缓飞舞。

他重新看向那张老照片的扫描件。照片中，石天禄静静立在荒草中，像一尊被遗忘的守护神。它的基座己经陷入泥土，周围散落着大小不一的石块。

等等。

林宴拿起放大镜，凑近屏幕。

在石天禄右前爪的下方，泥土的颜色似乎有微妙的变化——比周围的土壤颜色更深，而且呈现出不规则的放射状纹理，像是曾经有液体渗入，干涸后留下的痕迹。

血迹？

这个念头让林宴自己都皱起了眉头。太戏剧化了。更可能是含有铁质的地下水渗出，或者某种矿物的自然析出。

但他的目光还是被那个区域吸引了。在放大镜下，那些深色纹理的走向很有规律——从中心一点向外辐射，最长的一条延伸了大约二十厘米，然后逐渐变淡消失。

这不像自然形成的纹理。自然的地下水渗出应该是斑块状或条带状，不会是这样的放射状。

林宴打开图像处理软件，将照片导入，调整对比度和曲线。深色区域更加明显了。他用软件测量放射状纹理的长度和角度，记录在笔记本上：

最长纹理：长度19.8cm，方位角312度（西北方向）

次长纹理：长度15.2cm，方位角47度（东北方向）

第三纹理：长度12.4cm，方位角128度（东南方向）

三条主要纹理，大致呈120度夹角分布。

— 《国手未殇》第 2 章在 灵异166文库 已为您整理完毕，喜欢请收藏本站，南枝向暖栖 后续章节将持续更新。 —